潘安年的文化教育事业

1929年10月中旬，潘汉年举行了一次会议，吸引了许多创造社、太阳社和非党员郑伯奇等人员参加。经过讨论，会议决定推举鲁迅和郑伯奇等十二位成员，创建了“左联”的预备组织。

其后，潘汉年又在“左联”筹备会中，提出拟定“左联”的发起人名单，又嘱咐夏衍冯雪峰他们，要他们把每一次预备会的情形，都要通知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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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份文件都要经过鲁迅的批准，然后送交中共中央批准。根据夏衍的记忆，这12人的预备会议是一周一次的，潘汉年同志是主要的组织者。

筹备委员会的全部工作，事实上全由潘汉年负责。

1930年3月2日，左联的诞生大会。冯乃超介绍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郑伯奇介绍了左联的纲领；鲁迅作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作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重要发言。

他说，现在左联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所有的左派作家联合起来，同任何的宗派主义和个人主义作斗争。

潘汉年批评了目前中国文艺界的小集团主义，个人主义，不科学地开展文学批评，只为文学而文学，不以文学来推动政治运动。

他还指出，左联的建立，是为了“有目标，有计划地引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通过文学和艺术，通过宣传和煽动，把中国的人民推向无产阶级的战争阵营。”

这篇发表在1930年3月10日《拓荒者》上的演说，是中共领导左派文学运动的一份重要文件，对三十年代左联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后许多左派组织的活动，都是在这个纲领下展开的。

顾顺章在1931年四月背叛了中国共产党原本的秘密工作体系，从那时起，潘汉年帮助陈云主持中央特科，并在秘密战线上不断发挥自己的才华，渐渐淡出了文学界。

正如李一氓所言：“汉年的性情，如果他不被历史的命运所左右，他只专注于诗歌和小说，那么，他的成就绝对会比那些优秀的作家更高了。”

潘汉年虽然隐退了，但是他对进步的文化事业仍然十分关注。抗日战争时期，他和重庆一群“二流堂”的文化界友人走得很近，还把郭沫若从日本带回上海，使他得以在文化界保持活跃。

论潘汉年对统战工作的贡献，在统一战线上的出力

1936年，潘汉年从莫斯科出发前，曾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转告给胡愈之，以作报告。五月，他们与邹韬奋一起到香港，商讨《生活日报》的办报方向。

《生活日报》自创刊至今，一直以“反蒋抗日”为基调向以“联蒋抗日”为中心，潘汉年、胡愈之以共产国际七大为基础美工接单，以中共中央的新决议为依据，停止了对反蒋的宣传。

潘汉年在香港也参与了救国会的宣传工作。

为了更快地把国民党政府拉入抗战的轨道，以及救国会由于其内部结构的复杂，所提出的口号、宣言、纲领等多有极端倾向，潘汉年特别对邹韬奋、陶行知等进行了思想工作，又请胡愈之以中庸的口气拟出一篇与《八一宣言》大体相同的文件，即《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

《共同纲领》体现了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愿，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相一致，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

潘汉年会见了叶挺、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各界人士，以及在香港的桂派代表和前情报工作者。

他向他们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有关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主张，这一主张是在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指导下形成的。

对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进行宣传，有助于增强同盟国的认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支持我们党的正确观点，为我们今后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便利。

与此同时，潘汉年这次赴港之行，也大大扩展了他的活动领域，由文坛向各民主党派的骨干领导阶层延伸，并与救国会会员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也为他日后在香港与各界人士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潘汉年解决上海“瑞有天事件”

新中国建立以来，劳动与劳动关系一直是各级政府部门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工人阶级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自己。但是，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还是要维护资本主义的正常的生产和管理秩序。

1951年上海瑞有天事件的发生、发展和顺利解决，是对此问题的一个极好的例证。

1950年12月7日，资方陈某发现支店职员闻某在采购过程中有虚报数量的嫌疑。因此，几天之后，当他和负责送货的送货人员谈话，并录下了他的录音之后，这名快递员已经承认了他和一个店员合谋诈骗。

后来，管理层和员工进行了一次对话，并录下了录音，温某也承认了自己参与了欺诈。

但管理部门最希望得到的，却是一名分店职员周某作弊的证据。周某是职工联合会地区办公室的一名干部，曾劝服资方作假帐，举报资方逃税，与资方关系不睦。

经理们的确录下了他希望听到的话：送货人和温某都承认周某有欺诈行为。但是，就是这个问题的真假，却成为了两国争论的焦点。管理部门坚称这一消息属实。

送货员和员工都坚持认为，他们是被资本家威逼利诱的。周某与职工工会因此认定，管理层对工会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报复。

因为双方意见有很大的分歧，先后经历了这个行业劳工协商大会的两次调停，以及1951年1月、2月上海市劳动部门主持的三次调停，仍然没有结果。

要想解决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就必须弄明白这个纠纷的来龙去脉。

因此，5月15日，上海市劳工处、资方及行业协会就此事向市民谘询委员会作了汇报。

其后，市谘商会劳工事务委员会，特别组成九位成员，分别为荣毅仁、刘靖基、胡子婴、市劳动局局长长马纯古、上海总工会常务理事汤桂芬、上海工会私营事业部主任韩武成。

九人小队进行了详尽的访谈，询问了该店的学生、其他股东、出租录音机的电台职员、两次录音现场附近的邻居、帮助资方录音的同行们，电商设计师以及帮助资方录音的同行们，并认为录音内容的真实性确实存在可疑之处：

资方称自己是在对送货员、职员进行了录音后，才找到周某进行的，并且在交谈中，周某也承认了自己的欺诈行为。

既然如此，为何管理部门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在和周某交谈的时候，暗中记录下来？虽然管理部门的解释是，由于磁带磁带刚好用完，而保密录音则更麻烦。但这样的说法，还是很难让人信服。

即便如此，这样一段录音，仅能证实“他人称周某作弊”，而不能证实周某参与欺诈行为。

上海市人民法院院长韩述之对此表示赞同。

调查组也发现，解放以后，行业内的劳工与劳工之间的关系始终存在着障碍，而这一争端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劳工与劳工在处理争端时所采取的主观态度，是造成这一争端进一步扩大的根源。

7月19日，潘汉年主持召开市政协五届常委会扩大会，与会人员有一百多人，其中有各行业协会、市商会、商店职工会、市劳动局、市人民法院等单位的代表。

会议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到22时30分结束。

潘汉年首先指出，这件事本身牵涉到一个很大的工商改革问题，劳资关系应该由两方面共同来处理。

但是，由于过去的习惯，不管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在解放以后，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比其他行业要差得多。

然后，他解释了管理部门的记录，并指出，在录音过程中，管理层有可能对另一方施加威胁或诱惑。所以，这些录音最多也就是“参照物”，并不能成为认定周某欺诈的法定依据。

然后潘汉年就员工们的错误和错误进行了批评和教育：员工们的生活水平不高，这是事实，但他们没有必要按照老板的要求去做，也没有必要因为工资低而作弊。

如果有疑问，也不要回避，要与行业协会保持密切的接触与交流，以求共同解决。市劳动部门在处理劳动争议时，应加强对劳动争议的调查研究，并加强行业协会与职工协会的协调工作，而不是随便交给法庭处理，那样只能延误问题的解答，增加问题的复杂性。

瑞有天资方，在听完了代表们的讲话之后，就开始对自己陈旧的观念进行了反思。

员工闻言也发表讲话，反省自己作弊的错误。周某也对自己身为工会干部，平时工作马虎大意，表示愿意和资方合作，把店里的生意做好。

就这样，瑞有天的劳资纠纷，在这件事上告一段落。

陈云对潘汉年安案件的坚持

1979年，陈云听说自己得了癌症，马上要动手术，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潘汉年，在动手术之前，陈云不但亲自写信给胡耀邦，还嘱咐姚依林，如果他犯了错，一定要替潘汉年讨回公道。

好在陈云的手术很顺利，没有发生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胡耀邦也答应对潘汉年一案进行复审，这使他更加高兴。因此，潘汉年的案子重新审理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议程。

为了查明真相，为潘汉年洗脱叛徒的罪名，陈云亲自出马，召集了很多知情者，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例如，抗日战争期间，和潘汉年在香港做过秘密工作的廖承志，据他所知，证实了这一点。

“我不信潘汉年是卖国贼，要真是卖国贼，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大可以把香港的情报机构都给卖光了，可是，香港的电台和情报站，却一个都没有被毁掉，我也去上海的那些同志打听了一下，潘汉年要是真成了卖国贼，为什么连自己人都不卖？”

陈云不但找到了当年的知情者，还亲自给公安部打了个电话，要求调取潘汉年的相关资料，没过多久，公安部便把这一年的案卷资料都整理了出来，并且找到了几份来自革命战争时期的电文，呈给了上面。

经过一系列繁琐的调查，纪律检查委员会终于确定，潘汉年并非卖国贼，他所说的“通敌”纯属捏造。

所以，1982年8月23日，中共就按照这个决议，正式颁布了平反潘汉年、还他清白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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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党史人物研究——从1951年上海“瑞有天事件”的成功解决看潘汉年的统战工作作者：张建才历史与人物2022年第4期——促成、巩固与发展：论潘汉年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1935-1937）作者：王津桥名人春秋2020·05——潘汉年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作者：凌彤美工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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